自从去年浩然先生自称“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之后，文学界颇引起了一点反响。公开发表的争议文章虽然不多，但背后的议论却相当不少。浩然算不算一个“奇迹”？如果算，“奇”在哪里？浩然说：他“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那末，如何看待他和中国农民的关系？浩然还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那末，他当时的“贡献”何在？浩然又说：他对自己在“文革”中写的《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作品，不仅不“后悔”，相反，还为它们“骄傲”，他“最喜欢”也最骄傲的是被人们批评为极左文艺路线化身的《金光大道》。那末，又如何看待浩然的这些作品呢？凡此种种，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小说家的自我评价，而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牵涉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评价和今后发展的大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不关注浩然这个自封的“奇迹”。
姑且不谈“奇迹”的内容，我们不能不首先“敬佩”浩然的勇气。在上下五千年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自封“奇迹”的作家从来没有，浩然是开天辟地第一份。从这个意义上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这种“勇气”，从屈原到鲁迅，没人有过；而今而后，也未必再有。浩然很可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然而，小学生也知道，自我吹嘘得再厉害，也不能算是什么奇迹。那么，浩然的“勇气”是否可嘉呢？也不然。古人云：“知耻近乎勇”。自我吹嘘、自我膨胀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耻辱。浩然先生的自封为“奇迹”，按照中国的古训，就得算“不知耻”，离真正的“勇”，就远哉遥遥了。
浩然年轻时，本来是一个相当谦虚谨慎的作家。他的《喜鹊登枝》、《杏花雨》等小说，虽然手法比较稚嫩，内容上也不无“左”的痕迹，但总地说来，含香带露，充满了朴素的农村生活气息，深得广大读者喜爱并很快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浩然是一名京东农村的穷孩子，他只读过三年半小学。从这样一名“准文盲”成长为专业作家，确乎有一点旧俄作家高尔基的味道，有点“奇迹”的味道。但“奇迹”不“奇迹”不能自封，而只能由社会、由读者评说。即使你真是一个“奇迹”，让你自己一张扬，就变成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点“奇迹”也没有了。
更何况，浩然自封“奇迹”，主要含义并不在此，而是炫耀他在“文革”中的“成就”和“贡献”呢？
“文革”中，由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造成了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打“派仗”、揪“黑帮”，人民群众自相残杀，也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经济上则生产荒废，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在文化艺术上，则“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最应生机勃勃的文化艺术事业也几乎被扼杀、被窒息了。谈论一个人在“文革”中的“贡献”，离不开这个大背景，对浩然自然也不例外。十年“文革”中的浩然，似乎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于对共产党、毛主席朴素的阶级感情，拥护“文革”，并“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浩然语），写出了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和一些短篇小说。这一阶段浩然的主要贡献是写出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第二阶段为后四年（1973－1976），由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青睐，浩然平步青云，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江青的大红人，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未及宣布），江青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1974年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一路风光，回京后写出了《西沙儿女》（诗体长篇小说）。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成《大地的翅膀》（报告文学）。这一阶段，浩然对“四人帮”贡献巨大，可以说是一位“得天独厚”的“帮闲文人”。如果不是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浩然的前途不可限量，岂止区区文化部副部长而已。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浩然追随江青、“奉天承运”的内幕，我们根据的只能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浩然的“外在表现”。这个“外在表现”能否代表浩然在“文革”中的全部“贡献”，实在把握不大，但仅据这个“外在表现”，我们即不难看出：浩然所吹嘘的他在“文革”中的“贡献”，实际上是一种犯罪和出丑。“四人帮”祸国殃民，罪恶滔天，江青尤飞扬跋扈，令人发指。浩然成为他们的亲信和“御用文人”，为他们东奔西走，替他们摇旗呐喊，这是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对得起被他们整得死去活来的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当然，浩然可以为自己辩解，说当时他们代表自己热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上贼船”是不自觉的，情有可原的。然而，为什么当时那样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呢？廿年后的今天为什么还要把这段并不光彩的历史吹嘘成“贡献”呢？莫非为江青卖命也算贡献？为“十年浩劫”摇旗呐喊也算贡献？浩然小说家的良知到哪里去了？所以，浩然吹嘘的“贡献”只能被江青及其一伙认可，广大人民群众只能是嗤之以鼻的。
在浩然自吹自擂的“贡献”中，自然不能不包括这两部他引为“骄傲”的长篇。说实在话，浩然所以被江青一伙所赏识和利用，关键就是靠的这两部长篇。江青一伙欣赏这两部长篇的什么呢？简言之，不外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两部小说写的都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所谓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表现了所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二，两部小说都表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的破坏，党内外保守势力（或曰“资本主义势力”）的阻挠，工作中的缺乏经验和失误、挫折；
第三，两部小说都塑造了“高大完美”的新农民英雄形象，《艳阳天》的主人公萧长春、《金光大道》的主人公高大泉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如果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真是什么“历史的壮举”，浩然的这两部小说自然会“垂芳千古”。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合作化还是公社化，对五、六十年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中国农村来说，都是一种极其可笑的“左倾幼稚病”。正因为它幼稚可笑而又强制执行，所以它才造成了整个农村、整个农民乃至整个中国的巨大灾难。1958、1959、1960三年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高潮期，中国农村成了一种什么景象？多少农民父老兄弟啼饥号寒乃至含恨死去？作为农民的儿子，浩然对此究竟是一无所知还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不客气地说，浩然的这两部长篇，完全是“左倾幼稚病”的产物，书中描写的所谓“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完全是虚假的、人为的、违反中国农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对此，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科学的历史结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充分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我们并不否定浩然创作这两部长篇小说时的激情和虔诚，显然，他是全心全意讴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他当时并非“奉命创作”。而且，他对农村也是高度熟悉的，小说的某些细节、场景乃至人物形象（比如“滚刀肉”之类）也有其真实可信的一面。然而，两部小说的致命伤就在于歌颂了极左路线，歪曲了农村现实，违背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意愿。说白了，浩然跟得太紧了。他把错误路线当成了金科玉律，写成了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大错而特错了。其次，从人物塑造上说，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太高大完美，特别是高大泉，更被写成了灵光四射的“完人”。而他的全部业绩无非是带领农民走合作化、公社化道路，实际上是让广大农民勒紧裤腰带向共产主义“穷过渡”。如此一来，高大泉再积极、再光辉、再高大，又有何用？又有何益？这种极左路线哺育的极左英雄，怎能不随着极左路线的垮台而垮台？高大泉“文革”中成为江青一伙文艺创作“三突出”原则（突出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的样板不正是顺理成章吗？
究竟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公社化是否错了？是否极左路线？浩然显然是有保留的，不服气的。这是他的权利。但是，有保留、不服气是一回事，客观现实、客观历史又是一回事。不说别的，仅就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而言，究竟是改革开放以来有所改善还是合作化、公社化时有所改善呢？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仍然是公社化时的“一大二公”，农村将凋蔽破败到什么程度，难道可以想象吗？时至今日，浩然仍在为他的《金光大道》、高大全而“骄傲”，实在“骄傲”得莫名其妙。如上所述，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这两部长篇都是不能成立的，它们已经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它们不是毫无价值，但却只具有“反面典型”的意义。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浩然的同龄人可以透过小说重温那段荒谬可怕而又滑稽可笑的历史；年轻朋友也可以由之增广一点历史的知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古人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浩然尽管在“文革”中曾被江青一伙所利用，尽管他歌颂过极左路线，但这些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不能也不应完全由他个人负责，不能也不应抓住他的这些历史小辫不放。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中国共产党已经纠正了自己历史上的“左”的错误，作为不同程度上受过这种“左”的影响的个人，更应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遗憾的是，浩然的包袱太重了。他的“奇迹”———“贡献”———“骄傲”之类一系列看似荒唐可笑的自我评价，正是这种历史包袱的“外泄”。浩然的刚愎自用，并非他的本色，而是一种对历史的愤懑的抗争。浩然的潜台词是：究竟谁对谁错，我们走着瞧！
是的，廿年太短，还要继续走着瞧。但我们不能不诚恳相告浩然先生：老站在极左路线的观点、立场上，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很难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的；对自己的历史功过，也是无法有一个清醒认识的。
毛泽东同志虽然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危害巨大的错误，但他毕竟还是一代伟人，他的很多话还是值得我们认真领会。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犯过错误的同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知自奉忠于毛主席的浩然先生，能否从毛主席这个历史的忠告中得到启悟。
只有告别过去，才能继往开来。我们希望浩然先生不要再在“金光大道”上顾影自怜、“笑傲江湖”，我们希望读到浩然先生为改革开放、扭转乾坤的中国农民树碑立传的伟大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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